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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网 > 青藏光芒|马丽华专栏 > 第1章

新命题一触即发

2019-05-14 马丽华 《青藏光芒》

  正当施雅风率队奔赴祁连山,开创冰川学之际,1958年,刘东生领导的黄土高原纵横10条大剖面的调查同时展开。3年后,中国的黄土研究第一次登上国际讲坛所引发的轰动效应是空前的:1961年第六届国际第四纪联合大会(INQUA)在波兰召开,刘东生与会,并作《中国的黄土》学术报告;40 多年后,黄土研究史专家、英国学者Ian Smalley回首当年,犹自感慨:“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黄土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这一成果第一次证实了中国黄土的奇迹。……山西午城一个120米厚的黄土剖面有17层古土壤,表明第四纪至少有17次气候变化旋回。要知道,那时候国际第四纪学术界都信奉阿尔卑斯的4次气候变化模式,而中国的记录给出了第四纪气候变化更为复杂的图景,中国第四纪黄土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头。”文见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 2006。

  没错,中国的黄土研究一直位居国际前沿,因为中国黄土得天独厚,尤因这门学科的开拓者一直保有敏锐的洞察力、鲜活的创造力。从黄土出发,进而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全球变化和环境科学研究奠基。超前,超越,是刘东生科学人生的主题词。青藏研究何其有幸,迎来这样一位引路人!而对青藏研究的参与,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黄土研究——高原上的冰期—间冰期沉积,可以与黄土—古土壤序列相对应,共同提示着古气候环境的旋回和律动。

  初涉青藏高原,起点在希夏邦马。

  也是因缘际会。西藏归来的施雅风接受了一项任务:配合中国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组建一支科学考察队。正当此时,与刘东生相遇,愿否同往?当然当然。刘先生刚刚完成一本黄土专著书稿,正在拟订下一步工作计划呢,恰好是个空档。黄土研究整十年,心中久存一疑问:欧美有黄土,成因在冰川,由冰川研磨而成,与中国黄土大不同;那么我们的黄土与遥远的冰川、高耸的青藏高原究竟有没有关系呢?况且李四光先生说过,研究第四纪必须研究冰川;黄汲清先生也说过,研究古冰川需要从现代冰川做起,将今论古一步步追溯上去。这些未知,或许有望在青藏探索中得到解答?

  中科院分管领导竺可桢先生十分满意这一组合,委任二人为正、副队长。

  1964 年6 月26 日,李四光先生接见希夏邦马科考队队员。中排:尹赞勋(左二)、竺可桢(左五)、刘东生(左六)、李四光(左七)、杨钟健(右一)、张席褆(右三)、乐森璕(右四)

  1964 年6 月26 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会见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队部分队员。左起:崔之久、张明亮、施雅风、郭沫若、刘东生、熊德明、张康富 刘丽/供图

  施雅风、刘东生联袂主持的1964 年希夏邦马科学考察,由于超强的阵容、丰硕的业绩,堪称完美,至今仍为中国地学界称道,被奉为野外工作榜样模板。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正逢“文革”前黄金时段,而施、刘也正当盛年,45岁和47岁,科学家的黄金岁月。当这对黄金搭档的目光一致瞄准这片科学沃土,一项事业从此奠基。

  不过在希夏邦马地区所做的,起初仍属填补空白的基础工作。希峰北坡现代冰川发育,冰塔林自成世界,主冰川野博康加勒冰川(后更名为达索普冰川)长达13.5公里。施雅风带领崔之久、郑本兴、谢自楚、季子修等一众冰川学家攀至6200米高度,观测低纬度极高山的气候与冰川特征,绘制冰川测图,细察冰结构、冰温度、冰川形成条件、冰塔林发育和消融形态,对于古冰川作用也予以关注探讨,一系列基础资料为后来人提供了本底参照。后来人——施雅风培养的博士姚檀栋比前辈走得更高,拓展更深:1997年,姚檀栋带领他的团队在希夏邦马峰达索普冰川7000米处,钻取了3支分别长达160米的冰芯。


施雅风(左)解析冰洞形成原因


置身于希夏邦马冰洞中的科考队员。右二为施雅风


施雅风过冰桥

随队摄影记者马竞秋记录希夏邦马冰川考察的这组镜头,已成经典。

  冰塔林是低纬度高海拔山地特有的冰川奇观:因为海拔高,巨厚冰川得以形成;因为纬度低而阳光角度高,导致冰川蒸发、消融与升华的不平衡。冰塔相对高度自数米到30米参差错落,形态简单的如丘如堡,复杂的则仪态万方。穿行在晶莹闪耀的冰塔林中,宛如步入仙境。四处张望,但见冰路通幽,幽处依然是冰;冰塔崖壁间,散落着明镜般的冰湖,贯穿着迂回的冰沟和深邃的冰洞;冰沟与冰洞之上或见雪桥,沿雪桥悬挂有流苏般的冰钟乳。还有遍地的冰芽、冰笋、冰蘑和冰杯,冰塔环状生长处,犹如莲瓣绽开,真正美丽而神奇。水晶园林中全然忘怀了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众人大喘着气议论纷纷,赞不绝口,一致认定,希夏邦马峰纵有风情万种,最最引人入胜处,当数冰塔林!

  满心骄傲感的施雅风由衷赞叹:冰川事业真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啊!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名言,成为中国冰川学人的座右铭。

  古生物学家在希峰地区首次发现了含大量腕足类、苔藓虫、三叶虫、瓣鳃类和珊瑚类等化石的早石炭系和二叠系地层;聂拉木地层中的鱼龙化石也是本次考察中发现的,这可是全世界鱼龙化石海拔最高的产地啦!后经杨钟健先生鉴定,命名为“西藏喜马拉雅鱼龙”。这正是刘东生最初的专业,师从杨钟健先生研究古脊椎动物。转向黄土这一中国科学界优势资源,是在1954 年。现在呢,又暂且放下黄土,回头做起地质学家对于科学荒原的常规工作:建立地层系统,进行地质填图,把希夏邦马从古老到晚近的地层逐一命名:希夏邦马群—港

  门穹群—雪拉群—野博康加勒群……

  生活于三叠纪的鱼龙类是古爬行动物的一目。适于游泳,生活于海洋中。性凶猛,以动物为食,卵胎生,侏罗纪最繁盛。中国西藏发现的喜马拉雅鱼龙,体长达10 米。

  刘东生专心致志地与石头打交道。说来也巧,这一年中尼公路正在施工,劈山开道,封存了亿万年的岩层裸露,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天赐良机。刘东生流连其间,近乎贪婪地去观察,去寻找。但新开辟的路段危险,滚石塌方时有发生。某天野外作业时,忽听有人惊叫,一块巨石自天而降,刘东生左右闪避不及,唯有扑向山根死角。目击者们呆傻半晌,方才冲过来——还好还好,正在拍打浑身泥土的当事人,只不过擦伤一点点皮肉而已。

  此时板块构造学说正躁动于母腹,尚不知喜马拉雅和包括鱼龙在内的海洋古生物化石来自遥远的南半球,但是一个证据的出现,却引发了一个超前的新命题,促使“高原隆升”先于“板块碰撞”被提出。


高山栎叶片化石

  夏季某一天,收工回营地,北京地质学院教师张康富交来一块植物化石,说是在海拔5900米处冰川一侧捡到的。刘东生细加端详,但见轮廓和叶脉清晰,是一片阔叶,不禁心有所动。这类阔叶林生长在藏东南海拔3000多米位置,化石却出现在高于上限两三千米处,几乎寸草不生的地方,说明了什么?如果它是来自几千万年前的遗物,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当时国际地学界认为青藏高原高度久已存在,隆升时间从未作为问题提出。但是,假如这片树叶生长在较晚近年代呢?

  这只是个开头,类似化石后来被采集到多枚。回到北京,产自希夏邦马的这批叶化石和孢粉化石径送北京植物所,请徐仁先生做鉴定——结果激动人心:叶是高山栎的叶,年龄仅有两三百万年!

  这就意味着,青藏高原隆升到目前高度是晚近发生的事件,而且似应在两三百万年里上升了两三千米!相关论文发表在中科院主办的英文版《科学通报》,在国际地学界引发了不小轰动:由于从未想过,难以置信,更多是惊奇。

  喜马拉雅到底有多年轻,这次采集的花岗岩标本也提供了证明:请李璞先生用钾-氩法测年,较老地层的一组样品3500万~ 3600万年,古近纪产物;另一批样品年龄仅有1000万~1700万年,新近纪产物,皆属新生代喜马拉雅期岩浆活动产物。

  1964年希夏邦马登山科考双丰收:这座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中最后的未登峰被拿下,10名登山健儿一举站上峰巅;此前海拔高程在文献和地图中不一致,现在被精确测定为8012 米;同时为希夏邦马正名:原在地图上中文标以“高僧赞”,系出梵文意译,改为当地传统名称——希夏邦马在藏语中含有地势高峻气候严酷之意。

  科考队圆满完成预定任务,额外提出“高原隆升”命题——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环境变迁,从“青藏高原隆起时间、幅度和阶段”课题,到“喜马拉雅隆起及其对自然界与人类活动的影响”课题,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一枚化石引发的新命题,意义之重大之深远,历经半个世纪,愈发凸显,辐射到地球科学多领域,成为国内外青藏研究热点之一,持续至今。

  至于心中久存的疑问,黄土形成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关联,要等到多年后高原隆升导致的环境变化效应被解码,高原周边冰川作用下的黄土堆积被认识,黄土物源中增加了“冷黄土”——要等到那时候,答案自会呈现。

  希夏邦马之后,施雅风先生马不停蹄赶往藏东南。为时两年的古乡泥石流考察尚未结束,刘东生又找到施雅风,酝酿另一大项目,直指珠穆朗玛。与上次相同的是,再次搭乘登山队“顺风车”;组合有不同,两位先生正副队长角色互换,队伍也有所扩大。年富力强,豪气干云,事业腾达,是他们也是其时中国科学界的写照。“文革”前的几年里,在“运动”与“运动”间隙,“抢”出了他们迭有建树的黄金时段。

  这一次动作够快,1966年的春节是在拉萨过的。3月份,科考队已就位于珠峰脚下。不幸的是,6月初“文革”开始,被迫撤离。从谢自楚两下珠峰的遭遇,可见此次考察活动之一斑。

  留学苏联毕业于极地冰川专业的谢自楚,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的冰川学科班出身,1960年归国,先在兰州大学当助教,两年后“归队”,调至施先生麾下,担任天山冰川观测站站长。第一次上珠峰,他带领第三专题组——冰川与气象组,在3月份的严寒中,沿东绒布冰川海拔5440米至6600米步步为营,设立自记气象点和冰川观测点。按部就班中忽有“运动”消息传来,同时传来指令,要求提前撤队,回单位搞“运动”。谢自楚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活儿,力争留守未果,只好忍痛离去。不等到家,就在途中的拉萨,即被本队造反派打成“反党分子”;回到兰州当晚,例行的欢迎会改为批斗会,纸糊的高帽事先备妥,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字样,留苏背景是现成的靶标。

  野外考察就此搁置,直到1968年春被再度提起,听说是当时主持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发了话。得以再上珠峰,谢自楚重返故地,只见原先金碧辉煌的绒布寺废墟一片,前年布设的测量花杆失踪,6600米观测点的百叶箱散架。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支温度表。这支专业用表记录最高温,水银柱上去了下不来,奇怪的是它居然停在47℃高位,让谢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恨不得把两年损失一下子补回来,这一天谢自楚忘我投入,在冰裂隙区跳来跳去,在冰碛丘中攀上爬下;只身前往东绒布冰川,补拍粒雪盆照片,这是测绘组同事委托的额外任务。返回营地已在午夜,这一天总计在海拔6000米上下行走20个小时,负重20多公斤,行程约30公里。这一天他观察到珠峰独特的渗浸冻结成冰作用,对于冰川学来说,当属探索珠峰冰川成冰之谜的重要发现。


1972年10月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讨论会在兰州举行

  历尽艰辛并满载而归,迎接他的却比上次更惨:回兰州刚下火车,直接押送批斗会场,当晚进“牛棚”,新罪名是“保施(雅风)反革命集团头目”,皆因施先生已被升格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施先生怎么啦?一个家国天下、壮怀激烈的人,青少年时期就显现出非凡抱负和品格的人——17岁撰写《德意志第三帝国与欧洲政局》(刊登在《南通中学生》杂志),18岁撰写《战时中国的生存线》(《五山日报》连载5日),预见性地提出抗日战争遭封锁时可开辟西南国际通道的设想。这一年国家大事有“七七”事变,个人大事有考进浙江大学史地系。战时的浙大在老校长竺可桢先生带领下一再西迁,师生们在课间军训,独有施雅风一度辍学参加战地服务团;在动荡的生活中、移动的课桌上完成学业,学士论文《遵义南部地形》,研究生论文《华中水理概要》;就职于中国地理研究所,194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

  正所谓荒唐年代荒唐事,颠倒世界颠倒人,受难的不是哪一个人,“运动”初期如冰雪崩,坏消息不时从各地传来,同事老友受迫害几乎无一幸免。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施雅风,这位科学家和革命者,忍过了两年的批斗,“现反”罪名却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才有了1968年某个夏日午间,选择了兰州黄河大桥上的纵身一跃。

  “投身”黄河的故事,是1998年我在兰州听施老自己讲的,作为笑谈了。何以“未遂”?施老说因为判断失误:想当然以为高落差入水必发昏,没想到入水瞬间骤然清醒,于是自行游向河心沙洲。故事结尾是,追踪而来的人们着急下水,这一边朗声阻止:“这儿水大,不要过来,我会回去的——”

  “那时黄河水确实大”,说这话的时候,略带黑色幽默,“现在啊,这一河段差不多已经干涸。”

  问起当年究竟说错了哪句话,以至于被“现反”?施老说,“牛棚”岁月,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有一晚忽然想起,忘记了一程序——“今天还没做祷告哪!”本是心中所想,一不留神脱口而出,被人听见举报了。


兰州会议参会人员合影 韩家懋/供图

  相传曾留下“绝命诗”一首:“丈夫此生欲何求,冰川冻土泥石流。事到如今唯翘首,黄河载我向东流。”更像是集体创作,爱他的人杜撰的,当然是在有惊无险之后。

  据说当时也并非无人怀疑过,一个擅长游泳的人会选择投河了结?看似说不通,实际却奏效:这一极端行为吓坏了“造反派”,居然成为转折点,从此获得批斗豁免权,定罪也从轻:“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1971年重回冰川冻土所担任生产组副组长,可以重操旧业了,一面耐心等待“间冰期”到来。

  果真等到。1972年,鉴于国内基础科研停摆有年,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已有加强基础理论的意见提出。周总理对此明确表态: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抓好,不要说过了就像浮云一样过去了。总理指示迅速传播,闻风而动者大有人在,搁置几年的珠峰科考总结被乘机重提,施先生得以召集旧部。不限于本次考察,1960年参加珠峰登山科考的专家也应请而来,有贵阳地化所的王明业、南京大学的王富葆等人,协力整理出一套《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七分册,包括地质、古生物、第四纪地质、自然地理、现代冰川及地貌、生物及高山生理、气象及太阳辐射,终得出版面世。

  是年秋,中科院在兰州召开珠峰登山科考总结会,会议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潮涌动。孙鸿烈担任会议秘书,并且执笔会议拟定的青藏科考十年规划,申报中科院即获通过。谋定而后动,1973年,重新披挂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踏上征程,向着梦想中的高地进发——30年后,当年的青藏队员们撰文结集,书名就叫《追寻青藏的梦》。青藏队,全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按照国内科考活动惯例,是一临时单位而非实体机构;按照1972年兰州会议拟定的科考规划时限,可以存在10年。然而10年过去,20年过去,尽管随着喀喇昆仑—昆仑山—可可西里考察于1992年圆满完成,青藏队使命终结,但直到跨了世纪,旗帜仍在——从事应用研究的青藏队员们活跃在“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地区,继而是尼洋河、“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为农业综合开发,为扶贫或旅游开发,为自然保护区建设乃至青藏铁路建设各项生态工程,总之在为西藏和青藏高原其他省区可持续发展设计蓝图,不论以群体还是个人形象出现,“老青藏”都是他们的光荣标记。西藏当地习惯沿用“青藏队”称号,视为自家队伍,以感佩的心情长久纪念——我所见到的当今《中华通鉴•西藏卷》《西藏通史》《西藏科技志》一类史书,莫不将青藏队连同史上历次科考活动施以浓墨,使之永驻史册。

  当青藏队渐成历史名词,与之一脉相承的机构相继问世:1990年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成立,2003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挂牌,2014年中科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建成……把一项区域考察任务最终做成一项事业、伟业,做成国际科学界品牌,仅仅用去一两代人时间。作为采访者,当我从大堆素材中理出头绪,仍觉难以置信——从起步开始,走到今天,或顺势而为,或逆境突围,检索每一转折处,居然未见哪一次机会被错过!无论怎样坎坷艰辛,总有动力,总能找到前进的道路,是青藏研究事业得以持续进展的一大特征。所以青藏队的故事,需从一个人讲起,看他如何不改初衷,方见始终。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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